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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远的白先勇:无悔青春 终生圆梦

2012-04-28 23:21:34 本文行家:mo63160366

时间流转,一晃眼五十年过去了,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在那个少年白先勇身上,但真实的他脸颊泛红,笑意盈盈的,那些辛辣、苍凉的文字彷佛一去不复返,剩下的只有古朴典雅的眼前人。

永远的白先勇

 

白先勇

 青春是一场梦,在悠悠时光里,那个梦曾经占据我们的脑海,让我们恋恋不舍。他说他一直在做梦,年轻时与一群同学创立《现代文学》杂志,到今天七十多岁了,他的梦还没有醒。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则在他的梦想支撑之下,公开演出超过两百场。

 时间流转,一晃眼五十年过去了,我们的思绪依然停留在那个少年白先勇身上,但真实的他脸颊泛红,笑意盈盈的,那些辛辣、苍凉的文字彷佛一去不复返,剩下的只有古朴典雅的眼前人。岁月虽然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,但他依然是我们最熟悉的白先勇。

 他说:「我最想做的都已经做到了,我的人生没有遗憾。」 ■文:香港文汇报记者 伍丽微 图:香港中文大学提供、资料图片

 「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做梦,梦一做就做了几十年,我现在七十几岁了,还在做梦,还不愿意醒过来。」二十出头的你在干甚么?忙学业,忙报告,还是忙着打工?白先勇说,上大学就是要做梦,大学生不做梦太可惜了。他的梦便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。

梦始.文学杂志

 白先勇回望过去,娓娓道来那段年轻疯狂的岁月,听起来,这么近,那么远。当年的小伙子今天垂垂老矣,但热血澎湃的心境,彷佛并没有随时间而消失,反而像他自己说的,他一生中觉得自己做过最有意义的事便是出版了一本文学杂志,一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文坛影响深远的杂志。

 华文文坛大概没有人不知道《现代文学》杂志,也知道是由几个读大学的小伙子一手创立的,但未必知道它是这群年轻人的梦。白先勇说,做梦好,梦愈多愈好。「那时候如果没有梦想,我觉得青春会虚度。」

 上世纪50年代,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读书,那时周遭的环境并没有很开放,但校园里残存了一种五四的浪漫余韵。他们这些战后成长的年轻人普遍都带有一种求新望变的情绪,白先勇坦言:「我们跟五四运动的学生有点像,有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,年轻嘛,不知天高地厚,想创新。」他们认为文学就是他们的梦想,他们想再来一次五四运动。

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,白先勇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,那时欧阳子就说,想要做一件让大家年老了都可以回顾的事。有一天,白先勇兴高采烈地提议,办一本杂志吧!说起来好像很容易,但几个寂寂无名的学生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,做到的事其实很有限。白先勇忆道:「那时候拉稿很不容易,没有文章怎么办,自己来写吧!一篇不够怎么办,那就写两篇。」他腼腆地笑说,他觉得在同一期里发表两篇文章很尴尬,为了凑够稿子,他用了两个笔名写,而其中一篇便是我们熟悉的「玉卿嫂」。白先勇负责写小说,其他人有的翻译外国文学评论,有的帮忙设计封面,全部都是自己来。他们很幸运,第一期有余光中的诗,王文兴又提议介绍卡夫卡,一切准备就绪,他们兴致勃勃地骑着脚踏车去印刷厂。

 「我们只印了两千本。」他记得很清楚,因为印刷厂的老板那时都不理他们,嫌他们印得少,把稿子放到一边就叫他们走。「我们立刻就要出版了,怎么可以这样!我坐在印刷厂里,觉得好热好热,心想你不帮我,我就不走!」他们守在那,看着稿子印出来,几个同学当场就在那里校稿。

 杂志出来了,他们自己送到杂志摊那边去。「我们很期待,跑到杂志摊去,跟老板说我要《现代文学》!」白先勇开怀地笑说。后来一行人到照相店里去照了相片,「那时是1960年5月9日,我们都是做青春梦的一群人。」

 「回头想一想,如果那时不做梦,不做一本杂志,人生就缺了那么一块。」他们想要五四运动,想要新文学,心里糊里糊涂地,却真的梦想成真了。与白先勇一起做梦的除了欧阳子、王文兴、李欧梵、刘绍铭、陈若曦等创始人以外,还有走过那个年代,当时富有才情的大学生,如陈映真、黄春明等人,甚至也有中学生投稿,撰写《香港三部曲》的施叔青便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。

 「现在在台湾文坛有影响力的作家很多都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,大家的梦都付诸在这本穷得不能再穷的杂志上。」

梦回.改编昆曲

 「我的梦一直醒不过来,退休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第二个青春梦出现了。」2003年,他从一个思想前卫的作家走向古典的昆曲艺术,那个下笔泼辣、大胆的白先勇一头栽进昆曲的世界里,先后改编《牡丹亭》、《玉簪记》等传统剧目,一做就做了八年。六十多岁的他心里还有一团火,看到昆曲没落,心里隐隐有一种危机意识,如同年轻的时候一样,一不做二不休,既然要做他就要做到底。

 他说他与《牡丹亭》特别有缘,早在1946年便在上海看过戏剧泰斗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演的《牡丹亭》之《游园惊梦》,那时他才十岁。说起这个邂逅,他特别兴奋,「梅兰芳平时不唱昆曲的,他们那一辈的人昆曲跟京剧都要学。抗战胜利后,八年没唱戏的梅兰芳回到上海唱,刚好我家有票,去看的那一天,他演的正好是《牡丹亭》,唱得特别优雅、特别柔婉。」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昆曲,没想到一别便是39年。

 1987年他意外地又回去看昆曲表演。那时他受邀成为复旦大学的访问教授,离开前他得知上海昆剧院正在上演《长生殿》,一看之下不得了,谢幕时他站起来拍掌,观众都离开了他还在拍,甚至跑到后台跟演员们聊天。「我很高兴,不光是为了戏,也不是为了昆曲,而是这么美好的中国瑰宝,在文革十年禁演之后,竟然可以浴火重生,大放光芒。」他听到那些演员们在文革时期如何忍辱负重、默写曲目、偷偷地唱,昆曲才得以被保留下来的事迹后,便知道自己的心已慢慢为之着迭,难以自拔。

 「佛家说动心起念。」后来他常常去看昆曲,发现昆曲一直走下坡,蔡正仁等那一辈的演员都退休了,中间没有人接班,有断层的危机。2001年,昆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,连联合国都知道昆曲的价值,白先勇以为一定会有人出来做点事情,但一直等不到,他开始焦急了。

 人们常说第一次相遇是偶然,第二次是必然,那第三次就是命中注定,白先勇的青春梦注定要继续做下去。2002年,他在香港偶遇俞玖林,一看之下惊为天人,发现他的气质、面相都很符合柳梦梅这个角色,有古代书生的味道。后来他又找到了演杜丽娘的苏州姑娘沈丰英,刚巧两个演员都是二十岁出头,白先勇便亲自策划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找来当代昆曲大师汪世瑜和张继青,训练这两个年轻小演员。回想这一切,他笑叹:「选人真的很困难,高一点不行、矮一点不行、胖一点不行、瘦一点不行、脖子长一点不行,连手的长短也有标准。因为水袖很长,手长的一摔出去不好看,手短的又摔不出去,身体的比例要刚刚好。」

 青春版《牡丹亭》2004年在台湾首演,六场九千多张票一下卖光了,白先勇知道很多人都等着看好戏,「看你白先勇到底在搞甚么名堂。」演员们很紧张,他也很紧张,他还记得柳梦梅拿着柳枝发抖的情况。没想到八年转眼过去,从台湾、香港、内地到美国加州、英国伦敦等地,公演已经超过两百场,演员们驾轻就熟,白先勇也说:「快告一段落了,『八年抗战』也差不多来到尾声。」

梦圆.回归写作

 他是一个作家、编剧、教育家,这八年,他的读者一直在等,等他回归文坛,等他出新书,而白先勇一直知道自己的位置,很坚定地说:「我是一个作者,是一个写文章的人。」

 这几年,除了推动昆曲,他忙得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,但他不忘告诉读者他的新书《父亲与民国》会在五月出版,台湾时报出版社与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将同步推出。我们还记得他写母亲,说她的离去让白马两家同感天崩地裂,而他将用上下两卷书的篇幅悼念父亲,他说父亲的一生如同一部民国史,透过描写父亲勾勒出民国的兴衰。这部作品花了他好几年的时间整理,因为父亲的资料散落在内地、台湾、海外各地。除了收集资料,他还为图片添加很多说明、注释。一边忙昆曲一边写作,难怪多年来他一直不肯透露新书的出版日期,免得开出空头支票。

 办文学杂志、推广昆曲,还不忘为父亲写传记,人生几十载,他过得异常精彩,问他还有甚么事想做,他说:「人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做,但我还蛮幸运,想做的事情都做到了。」现在除了看到以前的作品,觉得很幼稚、很想修改以外,他没有任何遗憾。

 当年初出茅庐,白先勇犹如在文坛投下一块石子,泛起阵阵涟漪,大胆的文字、毫不避讳的情色描写,写下其悲怆的心境,也写下同代人的故事。「重口味」的文风不仅让评论家大开眼界,也成为年轻人进入文学世界的第一把钥匙。我们的青春也一并留在那个写《台北人》、写《寂寞的十七岁》的白先勇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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